sp;比较起来，叶仲韶的变化反而更容易接受得多了，在冯犹龙看来还十分的可喜，钱固然是很庸俗的东西，但又实实在在是不能去避免的，人生每一日，哪一刻不是要用钱的？

&esp;&esp;冯犹龙自家是很爱钱的，是以他感到叶仲韶的变化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不过也很好奇其中的缘故——以他对叶仲韶的了解，倘他不能问心无愧，是不能如此刻一样红光满面的，即便是腰缠万贯，也一定是惶然若失，打从心底流露出不安来。

&esp;&esp;叶仲韶被他这么一说，倒也有些面红，望了沈君庸一眼，道，“君庸，你政治学得比我好，你来说。”

&esp;&esp;这又为何和政治有关，冯犹龙便不懂了，因他并没有怎么细读过《政治与社会》，略略翻看了一下，更集中在看买活军对上古社会的阐述，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想象，至于说剥削阶级云云，浮光掠影而已，实在是提不起太多兴趣来。

&esp;&esp;不过，既然好歹也看过，便不至于对二人所说的完全不知所以，冯犹龙其实也很好奇沈君庸为何能放下身段，去为海商做账房，想来都和几人于志气上的转变有关，因便听沈君庸说道，“其实从君子不言利，到君子不耻于言利，这其中的区别无非是‘正当性’这三个字——君子也要吃饭，要养家，君子不言利，是因为不必言利，君子的收入，来自于其田地的出息，若将其视为正当，那么君子的确不必言利。”

&esp;&esp;“有田地，有佃农，足够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，由此，君子所发生的一切其他活动，都不必也不愿言利，为的都是更远大更宏善之志愿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所为的自然不是利益，而是宏愿，因为利益在齐家以前便已经实现，或者在这过程中会自然地实现。”

&esp;&esp;“但买活军这里，是将地主、佃农视作剥削，既然叫做剥削，那便是不正当的东西，既然如此，君子收入的正当性便完全地失去了——买活军这里推行的是一种新的东西，讲究‘按劳付酬’，君子收入的正当性，从劳动中来。”

&esp;&esp;这说得有些玄乎了，冯犹龙半懂不懂，因为对买活军的叙述还是有些迷糊，叶仲韶便接口道，“其实便是一点，买活军这里，最光荣的便是劳动，凡是劳动，都要给予相应的报酬——譬如说，在国朝，做官是养不活自己的，若是清官，那便只能穷死。”

&esp;&esp;这一点是众人所公认的，国朝做官，的确是非贪不可，不贪真的一点钱也见不到。“是以，便可以推论出一条逻辑——国朝以为，做官是不应当收到报酬的，是一种近乎义务的工作。”

&esp;&esp;仔细想想，这的确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，冯犹龙也觉得这是很荒谬的，沈君庸道，“但除了做官之外，不论是为幕、经商、开课，总之一切要言利的事情，似乎都失却了读书人的体面与体统，仔细想想，最体面的读书人，唯独以耕读为业，这里的耕自然不是自己耕，而是叫佃农去耕。于是读书人的书，读完了之后，若是不能做官，便不能用这些学识来谋取任何利益，所谓君子不言利也——便是做官也赚不到钱的，读书人唯一体面的收入来源，便是田地的租子。”

&esp;&esp;“这在买活军看来，是一种极大的浪费，且不说剥削不剥削，如此一来，读书便始终是小部分人的事，因为一个正直的人，读书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，他能读书便一定是有人做了不正直的事，为他夺取到了足够的田地来给他继承。这么说来，读书若不是一个强盗要读了书，考上科举去做恶事，要么便是一个强盗的后代，用抢劫来的财产，供着自己去读书，以便能够抢劫到更多的土地喽？”

&esp;&esp;“读书，无非是强盗们的自我标榜而已——虽然买活军的课本是没有这样说，但你若是细品了他们的教材，所读到的便是这样一个意思。这一点天如是写得很清楚的——你还没看到报纸吧，这读书强盗论，便是他新发的社论，言语真是锐利至极！”

&esp;&esp;“买活军既然是这么喜欢教人读书，又怎会让这样的逻辑继续下去呢？在买活军这里，利用学识谋得相应的收入，才是最具正当性的行为，既然如此，君子自然不耻于言利了——君子也要证明自己的学识，证明自己能配得上所要求的收入啊。”

&esp;&esp;“便如同老龙你，所出的小说话本也好，经学著作也好，都不是署的大名，其实无非也是自以为不登大雅之堂，读书人不愿沾染这样的名声——其实便是因为利用学识谋取钱财，自感失去了正当性。”

&esp;&esp;沈君庸所说的正当性之论，对冯犹龙来说的确是极为新鲜，对他的判词也不算冒犯，本来历代小说，多数都署化名，很少有真名署上的，只有诗集、文集，这是扬名立言之作，方才会署上名号，似乎也的确有耻于言利的考虑在里面。冯犹龙自家来说，他写话本完全便是因为畅销，为了赚钱，只是之前哪怕是书商，也不会如此直接地提起这一